最高院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设定抵押的行为，有效吗？
时间：2019-10-31 21:01: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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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说：
马某2与马某3系夫妻，马某1为二人之子，尚未成年。2012年，马某2、马某3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支行签订《个人综合授信合同》与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。根据合同约定，马某2、马某3对二人名下的五套房产及马某1名下的两套房产办理抵押登记。2015年，马某2、马某3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行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，并确认该合同债权属于前述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主债权。后宣威支行起诉要求马某2、马某3偿还借款，并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。本案中，马某2、马某3对被监护人马某1名下的房产设定抵押的行为是否有效？具体内容推送如下： 作者 | 小军家事团队 本文共计1607个字，大概3分钟读完 【最高人民法院案例】 马某2等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行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裁判要旨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，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即，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名下房产设定抵押的行为损害了被监护人的利益，应由监护人承担责任，并不能因此否定外部法律行为的效力。
案号
最高人民法院（2019）最高法民申1300号
案情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马某2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马某3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被告）：马某1，2005年4月13日出生，系马某2与马某3之子。
被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: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行
2012年，马某2、马某3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支行签订《个人综合授信合同》与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，授信额度是1000万元，授信期限从2012年6月27日至2017年6月27日，并根据合同约定对马某2与马某3名下五套房产以及马某1名下两套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。2015年5月28日，马某2、马某3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行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，约定借款1000万元。在案涉《借款合同》中确认该《借款合同》系前述《个人综合授信合同》的附属业务文件，该合同项下债权属于前述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主债权。后马某2、马某3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行发生纠纷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行起诉至法院要求马某2、马某3偿还借款，并主张对涉案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。
马某1、马某2、马某3申请再审称，马某1为未成年人，其名下两套房产办理的抵押登记并不发生抵押的法律效力。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行提交意见称，马某2与马某3作为马某1的法定代理人、监护人，为了马某1的利益将登记在马某1名下的两套商铺抵押给曲靖支行，该抵押行为合法有效。
法院认为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，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，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，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。本案中宣威支行与曲靖支行虽系不同支行，但均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分支机构。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，2012年马某2、马某3与曲靖支行签订《个人综合授信合同》（以下简称《授信合同》）与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，授信额度是1000万元，授信期限从2012年6月27日至2017年6月27日，并根据合同约定对马某2与马某3名下五套房产、马某1名下两套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。2015年5月28日，宣威支行与马某2、马某3在案涉《借款合同》中确认该《借款合同》系前述《授信合同》的附属业务文件，该合同项下债权属于前述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主债权。基于上述事实与法律规定，原审法院认定宣威支行对案涉房产享有抵押权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。
2.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限制未成年人成为抵押人。本案中，马某1名下的房产为商铺，马某3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马某1办理抵押时，出具了不损害马某1利益的《声明书》并办理了公证。在获得贷款之后，马某2与马某3又以损害未成年人利益为由，主张抵押无效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。同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，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即便马某3对马某1名下房产设定抵押的行为损害了马某1的利益，也应由马某3承担责任，而非否定外部法律行为的效力。综上，马某2与马某3主张对未成年人马某1单独所有两套房产设定抵押行为无效的理由也不能成立。